中国 蝗。 鸭子灭蝗可行吗?吃了蝗虫的鸭人还能吃吗?专家解答_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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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由非洲之角而来的沙漠蝗席卷了中东、非洲、南亚的一些国家,灾况严重。 目前来看,还在进一步扩散,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恐慌。 事实上,非洲沙漠蝗的治理一直以来是个大难题,这主要是受制于当地的治理技术与资金投入。 20世纪沙漠蝗在全球有五次大爆发: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1986-1990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分布范围达2900万平方公顷,波及55个国家。 上个世纪初,对非洲蝗灾治理的国际援助就开始了,来自各国的昆虫学家投身到非洲治蝗运动中,如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Boris Uvarov对非洲蝗虫生物习性及爆发原因的探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目前的蝗群是否可能大规模入侵中国?事实上,不同蝗虫的生活习性不同,对生存环境有要求。 历史上没有沙漠蝗大规模迁飞至中国的记载,最近也有专家表示,这些沙漠蝗大批入侵中国为害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中国的气候环境和天然的山脉屏障。 当然,我们要做好监测和防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有多严重?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早在春秋时就有记载。 古代文献记录了多少次蝗灾呢?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次数也不同。 根据昆虫学家郭郛的统计,从春秋到1949年的两千余年里,中国蝗灾年有800多个,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爆发。 由于每个朝代蝗灾史料保存的不均等,越往前越简略,实际的灾况应该更多。 以清代为例,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等材料的统计,清代268年,没有蝗灾记录的年份只有14个,共有3700余县次的蝗灾。 有蝗之地最北至黑龙江省、吉林省,最南达到广东海南岛崖州地区,西边越过甘肃的西界,最西至新疆疏勒府地区。 重灾区是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等省。 咸丰在位十一年,年年有蝗灾。 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蝗灾最先由广西开始而不是传统的黄淮老蝗区,从咸丰二年(1852)起,广西频传蝗灾,1854年朝廷蠲缓了22州县及14土州县的蝗灾额赋。 随后蝗灾继续蔓延,1856-1858年灾况最烈,危害到广东、江西、湖南等省,就连西藏地区也是蝗虫为患,同时北方也深受其害。 清代中后期南方大蝗灾变得频繁,这与当时对南方地区的不合理开发,以及治蝗不力大有关联,滥砍滥伐、垦山、围湖等行为给蝗虫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适生区,而战争和官员怠政对蝗灾的爆发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进入民国后,政局动荡,兵火连天,我国又经历了三次蝗灾高发期,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每次约持续3-4年。 20世纪40年代,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的蝗患由黄河泛滥区荒地繁殖而蔓延,成为华中蝗虫新繁殖区,1943-1945年出现大蝗灾,为历史罕见。 1949年后,我国通过多方生态学治理,蝗区发生面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400多万公顷,到七十年代末减少到100多万公顷。 进入到新世纪后,东亚飞蝗孳生地由近8000万亩下降到目前的2200万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 在西方国家,蝗虫的出现被认为是神的愤怒(Divine Wrath),无力补救,只能忍受。 这是各受灾国在探索蝗虫出现原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模糊理解。 相较这些模糊的认知,中国是世界上蝗虫及治蝗史料保存最完整的国家,因此累积的蝗虫知识最为完备,治蝗管理和除蝗技术达到了更高水准。 中国传统的治蝗,经历了从民间自发除治到政府监管,由零散除治到规模除蝗的变迁,在管理上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纵向集中决策的机制。 自唐代中书令姚崇力辩蝗为害虫、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逮至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 比如《熙宁诏》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治蝗须地方官员及乡绅亲自督捕的规定;钱米易蝗的标准;复查治蝗及其上报的说明;治理过程中赔偿与免税问题。 《淳熙敕》更加细化了各级负责人的权责。 明清时出现的不少农书,记有多种捕蝗灭蝗的方法及法规,或专篇成册,又或广布告示、手册,将治蝗之法宣之于民,治蝗条令流布甚广。 不过,鉴于百姓接受知识与民风民俗的不同,实际上,治蝗有官府组织的规模治蝗与民众自发形成的零散除蝗模式。 唐宋以降,蝗蝻发生时地方官亲自下乡、率民驱除成为定制。 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 厂(局)的负表人由地方官员担任或由当地保甲里耆公举人选。 具体治蝗工作中,还设有护田夫、农长(乡约)作为除蝗小队的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地主佃户捕蝗人员造具清册,便于调动。 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实际上形成了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下层官员治蝗不力,往往牵涉到上级官员连累处罚,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 在古代国家能形成这种严密的管理,代表着古代传统世界高水准的治蝗模式。 当然,在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也只能是虚设,无法发挥效用,这就是清中后期嘉庆以后大蝗灾更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之前的除蝗水平怎么样? 治蝗与治水旱灾不同,先民早有认知。 此其与水旱异者也。 蝗灾发生后,要掌握蝗虫习性,有针对性地根据蝻与成虫的不同阶段进行除治。 蝗卵未孵化前,不易察觉,而飞蝗又常高飞远扬,同样不好除治,因此蝻虫的除治就至关重要,此时蝗蝻尚不能飞,只能跳跃前行,如图所示掘沟陷杀法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组织、节奏统一地驱赶,一步步将蝻虫驱至壕沟,然后火烧或烹煮蝗蝻至死再掩埋。 这种方法延续到民国还很常见,西方国家在未采用化学药物之前,也用过这种方法。 另外值得一提,是古代的生物除治法,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养鸭治蝗法。 古代向来有驱鸭食虫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陈经伦观察到鹭鸟啄食蝗虫的特性,而联想到利用家鸭替代。 到清乾隆时,其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做官遇蝗灾,推广民间畜鸭治蝗,这一方法得以规模运用。 养鸭食蝗成为清代乃至民国社会都是很实用的方法,尤其在水乡得到重视,民国时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 此外,百姓也会制作一些扑打工具和网兜来捕捉飞蝗,或者利用植物性毒汁灭蝗卵等。 总体上看,传统的除蝗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千年来的治蝗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 古代社会要应对数量庞大的蝗虫,最有效的方法是行动一致的人海战术。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蝗大致是这种模式,直到民国时西学的引入才发生改变。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蝗虫研究与交流跨越国界,合作慢慢成为常态,一些国家开始共同商讨治蝗,并设置国际性专门治虫组织,以谋求一个合作政策应对蝗虫,达成国际互助。 当时,各国陆续与世界接轨,治蝗模式在国际治蝗组织的指引下开始趋同,研究成果共享,在蝗虫活动范围预测和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了几次国际治蝗会议的交流。 受西方国家新式治虫管理形式的引领,民国时,我国治蝗机构开始仿美国新式机构设置,实现行政管理与科研工作的结合,治虫的科技人员实地调研蝗虫种类与受灾面积,下乡指导灭蝗,培训治蝗人员,科技人员同时参与治蝗的行政管理。 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联合与分散两种模式管理:联合体现在集合全国各地治蝗经验,召开治蝗会议,交流灾况、统一布署;分散是通过有针对性地治灾,成立各地昆虫局总辖具体治蝗事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上纷纷建立治虫机构,创立新建置,将研究人员纳入到治虫的行政工作中,如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在中国治蝗史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推动了从传统法治蝗转向现代科学除蝗。 当时的除治方法对人力的依赖大大减少,通过学习和采用西方的治虫技术,利用本土的资源,创造价廉实用的除蝗药剂及除蝗器械。 如除蝗药剂是提取本土的某些植物和矿物中杀虫成份,研制出固状、粉状或液状的除蝗品,同时仿造国外小型家庭除虫器具,推广器械除蝗,最成功的就是喷雾器。 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新型高效的杀虫剂问世,如DDT、六氯化苯(即六六六),中国也开始了对新式化学品除蝗的研究,当时研究者们的工作对1949年后的治蝗事业贡献良多,治蝗获得空前成功。 不过,由于DDT、六六六的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太严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禁用了。 1949年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蝗虫滋生地,控制蝗灾,有效遏制了蝗虫连年暴发势头,成效显著。 虽然现在蝗灾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基本可以科学防控,正在向可持续治理方向努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蝗虫有群聚性与迁飞性,人类必须协同治理,才有可能控制蝗灾的大爆发,所以国际间的合作治蝗是最有效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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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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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历史罕见的蝗虫灾害,正在席卷东非和亚欧大陆。 近日,包括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东非国家正遭遇25年来最严峻的沙漠蝗灾害。 沙漠蝗灾在东非大规模肆虐,已经对几十万亩农田造成破坏。 截至去年12月底,近3600亿只蝗虫摧毁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17. 5万英亩农田,其中,已有近400亿只蝗虫到达中国接壤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有不断向东北部蔓延的趋势。 2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向全球预警,希望全球高度戒备当前正在肆虐的蝗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据2月17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显示,西非、东非和南亚20多个国家已经受到蝗灾影响,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蝗虫灾害。 蝗灾使作物生产、粮食安全和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2月18日最新消息称,当前印度蝗灾已基本结束,目前仅西部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蝗虫聚集。 但印度政府仍发布预警称,今年6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蝗灾。 人们担心,如果蝗灾进一步蔓延,很可能会逼近中日韩地区。 另据外媒报道,在两天前,蝗群已经到达了中国西部边境地区,但该消息暂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据估算,这种蝗虫每天可以随风移动150公里,存活时间为3个月左右,主要啃食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水稻、粟、甘蔗等。 一只雌性蝗虫可以产大约300颗卵,1平方公里规模的蝗群一天的进食量相当于3. 5万人一天的进食量。 沙漠蝗群从何而来?为什么会突然成群肆虐?蝗灾又该如何遏制?此次蝗灾会不会入侵中国?我国是否有充足准备以应对蝗灾? 破坏力极大的沙漠蝗虫Desert Locust 蝗虫存在于我们生活周围,人们经常说的蚂蚱、蚱蜢,都属于蝗虫中的一科,蝗总科的昆虫都可以叫做蝗虫。 蝗总科包括8个科,我们通常所说的蚂蚱主要是剑角蝗科中的蝗虫和锥头蝗科负蝗属的蝗虫。 而这次爆发蝗灾的是其中一种栖息在非洲和印度西部沙漠中的短角蝗虫——沙漠蝗虫(Desert Locust)。 沙漠蝗虫具有飞行能力强、食量大的特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迁徙性害虫之一。 沙漠蝗虫 沙漠蝗虫拥有两个短角,具有1对复眼和3只单眼,后腿发达,用后腿可以跳比身体长数十倍的距离。 沙漠蝗冲属于兼性滞育昆虫,多以卵在土壤中的卵囊内越冬,当蝗虫成年之后,以植物叶片为食。 该蝗虫喜食芦苇、稗草、白茅、狗牙草及蒿类植物,虾须草和海蓬子,长期夜伏昼出,无明显趋光性。 这些昆虫通常是单生的,仅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更加丰富,并改变其行为和习性,变成群居。 蝗虫在幼年成长时,其是无害的,数量很少,对农业没有构成重大的经济威胁。 但当适当的干旱条件下,植被迅速生长,蝗虫大脑中的 5-羟色胺被迅速刺激,令独居、无害的沙漠蝗虫变成一群贪婪的、到处肆虐的害虫。 这引发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蝗虫开始大量繁殖,当其种群变得足够密集时,它们变得群居和游牧(被形容为迁徙),形成群落的有翅成虫,并迅速剥夺田地,对庄稼造成破坏。 根据《科学》(Science)杂志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报告中所述,蝗虫从独居到群居的转变,始于它们相互吸引而聚集在一起,发现并嗅到对方发出的气味,或者用后肢彼此触碰。 这种触碰形成身体当中的生理刺激,并激发蝗虫大脑神经中的 5-羟色胺化学物质,其是一种能产生愉悦情绪的信使。 而当下这场沙漠蝗灾,与地区的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沙漠蝗虫通常生活在西非和印度之间约30个国家的干旱地区,该地区约1600万平方公里。 粮农组织(FAO)表示,两年前阿拉伯半岛南部爆发飓风和大雨,受到气候变暖影响,土地湿润起来,这些有利的条件使沙漠蝗虫得以茂盛地繁殖生长。 异常天气和气候条件的融合助长了蝗灾。 根据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报道,2019 年 9 月的一次大雨,遇到了极强热带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事件,导致东非沿岸一带降水量的增加,而九、十月份恰好是幼虫破土而出的时间,由于水分充足且土地环境良好,蝗虫自然长的飞快。 根据统计表明,平均一只成年蝗虫一天差不多可以吃 2 克食物,一只雌性蝗虫可以产大约 200-400 粒卵,从幼虫到成虫只需要两三周,目前已经有超过 4000 亿只蝗虫,算下来,可以吃掉 72 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植被,而一个成年人一天能吃 400g 粮食,总共算下来的话,一天沙漠蝗群要吃掉 3. 5 万口粮。 此外,蝗灾蔓延路线也很难预测。 自三月前从也门蔓延而来,蝗虫已经到达北非,飞越红海,进入了中东和南亚,目前正在巴基斯坦、印度肆虐。 尽管中国跟印巴之间有着天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屏障,沙漠蝗群迁飞进入我国的可能性较低,但不排除蝗群会从印度西部向东迁飞,进入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非洲蝗灾路线图 实际上,2018年底,非洲就已经爆发过一轮蝗灾。 由于经过防治的比例低,残蝗量很大,加上今年适宜沙漠蝗发生的气候条件,加剧了今年这场沙漠蝗的灾害。 历史上的大蝗灾 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蝗灾从未被消灭,持续以不定期的间隔出现。 由于其喜好干旱和植被少的地区,蝗灾爆发主要集中在非洲、中东和欧洲地区。 在上世纪 70、80 年代以及 21 世纪,非洲东部、红海沿岸、中东以及西亚南亚等地区的沙漠蝗均曾猖獗为害。 早在公元前 2470 年至 2220 年,古埃及人在坟墓上雕刻了蝗虫;圣经《出埃及记》中提到,毁灭性的瘟疫,与蝗虫有一定关联;而在古兰经中,也同样提到过蝗灾。 通常在改变风向或天气之后,这些蝗群就会繁殖蔓延,后果是灾难性的。 画中的蝗虫 我国史书中也不乏对蝗灾的记载。 据《中国古代蝗灾》一文,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 公元311年,中国西北省份的瘟疫导致当地98%的人口丧生。 根据流行病学著作《瘟疫和人民》(Plagues and Peoples)中所述,有研究者发现,这次瘟疫的爆发与蝗虫有关,可能由于吞食蝗虫尸体的老鼠(及其跳蚤)数量增加所致,这也是有史以来记录最早的蝗灾致死事件。 往近看,1998 年-2001年,我国黄淮海地区连续严重发生蝗灾,甚至辽宁葫芦岛等地也出现过飞蝗灾害,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统计,2001 年我国东亚飞蝗发生面积约191. 6万公顷 未包括海南省发生的面积。 蝗群灾难与人为因素不无关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蝗灾是一种国际性的自然生物灾害,但与人为因素不无关系。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王正军、秦启联等人所写的一份科学报告中显示,人类活动与监测预警技术手段落后,是蝗灾一直蔓延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土地利用作物种植结构的改变,人为增加了不少有利于蝗虫的发生条件 水、热、食物等 ,沿海、滨湖及河滩地改造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牧区草场管理不善 如盲目开垦、滥挖、滥樵 等,超载放牧导致的草原退化和沙化,为蝗虫的繁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导致牧草的严重破坏。 这些不当的人类活动,势必造成大蝗灾的发生,并进一步造成蝗区生态条件与环境的恶化。 蝗虫一旦繁殖,就可以形成大批蝗群,发生区面积非常广,生态条件各异、复杂多样,调查测报人员队伍不稳,专业素质不高,监测预警技术远远落后,而且在环保事业与政治环境挂钩下,导致蝗灾初期没有得到有效关注和控制,直到蝗灾大范围蔓延开来,才着手遏制疫情。 预报信息不能满足治理工作的需求,决策部门难以及时准确和全面地掌握蝗灾爆发时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直接导致蝗群灾难一直无法有效地控制住。 尚无针对性有效办法,鸡鸭群基本无作用 事实上,目前暂未有非常针对性有效的办法完全控制蝗灾疫情,仅使用部分手段遏制蝗虫不再繁殖罢了。 20 世纪初,农民在耕种卵的土壤,用捕蝇器收集蝗虫,用喷火器杀死蝗虫,破坏蝗虫的生长。 曾有记载称,有地区用有机氯狄氏剂这种杀虫剂有效灭蝗虫,但最终因为其在环境中的持久性及其在食物链中的生物蓄积性,后来在大多数国家被禁止使用。 而微博上也有一种论调,称沙漠蝗进入中国也没事,我们早就有了绝招:放鸡鸭吃蝗虫,绿色环保,鸡鸭肥了还能卖钱。 但钛媒体根据了解,这种模式主要防治的是西伯利亚蝗、小翅曲背蝗、雏蝗、戟纹蝗、牧草蝗,并且这种蝗虫都仅出现在新疆、青海草原等。 鸡鸭群对沙漠蝗虫基本无作用,毕竟蝗群都要在远距离迁飞,从距离上和数量上也无法捕获成功。 并且,这种方法对付一般的、早期的蝗灾还可以,真要把它们放到漫天飞蝗那种环境,简直是杯水车薪。 另外,自然链都是有天敌效应的,沙漠蝗虫有许多自然天敌,例如掠食性黄蜂和苍蝇、寄生性黄蜂、掠食性甲虫幼虫、鸟类和爬行动物。 如果通过天敌捕杀蝗虫措施,很可能会有效地控制了孤立的种群,但由于目前蝗虫数量众多,事实上这种作用也非常有限。 大众要清楚的认识到,大规模沙漠蝗虫是难以控制的害虫。 并且由于蝗群主要繁殖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因为基础设施、蝗虫监测和控制的资源有限等因素,或许会加剧蝗灾的爆发,进一步降低了对蝗虫必要的监测和控制活动的能力。 据此,有效遏制住蝗灾疫情,取决于这两个主要因素:监测和有效控制。 目前,粮农组织(FAO)做出了一款沙漠蝗虫信息服务,其提供入侵,繁殖时间,规模和地点的预报,预警和警报。 一旦数值达到临界水平,就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减少蝗虫数量,并防止更多的蜂群形成和扩散。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有效控制,正如上文所言,沙漠蝗虫是难以控制的,那么,为了遏制蝗灾疫情,最终目标就是蝗群以最小程度地破坏环境,逐渐随着天气因素,蝗虫被有效控制。 毕竟,这种方法将使许多地区的农作物生产变得更加容易和安全,农作物的生长对于当地人民的生存至关重要。 尽管目前正在研究更环保的解决方案,例如生物农药或引入天然捕食者,但最常用的控制方法是农药喷雾。 通过手动泵,陆地车辆或飞机将其喷洒到害虫上,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整个群对准目标并用化学药品杀死。 遏制蝗灾疫情的有效手段 空中喷洒加大了抵抗蝗群入侵的努力,但是在大片偏远地区控制如此众多的蝗虫数量,仍然重要的挑战。 除此以外,预警和预防控制是非洲和亚洲受蝗虫影响的国家所采取的旨在阻止蝗灾进展和蔓延的战略。 在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蝗虫防治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领域。 蝗灾、旱灾和水灾,并称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 国内大面积爆发蝗灾的风险很低 从国内来看,随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蝗灾发生规模及频度都大幅下降,几乎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危害。 对此次蝗灾疫情,农业农村部表示,国内大面积爆发蝗灾风险很低。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石旺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10多年来我国蝗害发生的总体情况是连续多年下降,但局部地区仍有蝗灾爆发风险,加之存在外来蝗虫入侵危害的风险,因此不能掉以轻心,要密切做好监测和防范工作,严阵以待。 目前,援助组织正在竭尽全力防止蝗虫危机恶化。 上个月,粮农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拨出 7600万美元,用于虫害防治活动,保护遭受蝗虫困扰的五个国家的农民和牧民。 (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 林志佳,编辑 赵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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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向巴基斯坦派权威灭蝗工作组 技术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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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1 10:20 来源: 原标题:中国历史上的蝗灾与治蝗 蝗灾是一种世界性的生物灾害,农业出现以后就开始有了。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蝗灾景象是公元前2400年古埃及墓室中的一幅壁画。 早期蝗灾的文字记载在埃及、希伯来、古希腊和中国都有。 2020年初,由非洲之角而来的沙漠蝗席卷了中东、非洲、南亚的一些国家,灾况严重。 目前来看,还在进一步扩散,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恐慌。 事实上,非洲沙漠蝗的治理一直以来是个大难题,这主要是受制于当地的治理技术与资金投入。 20世纪沙漠蝗在全球有五次大爆发: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1986-1990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分布范围达2900万平方公顷,波及55个国家。 上个世纪初,对非洲蝗灾治理的国际援助就开始了,来自各国的昆虫学家投身到非洲治蝗运动中,如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Boris Uvarov对非洲蝗虫生物习性及爆发原因的探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目前的蝗群是否可能大规模入侵中国?事实上,不同蝗虫的生活习性不同,对生存环境有要求。 历史上没有沙漠蝗大规模迁飞至中国的记载,最近也有专家表示,这些沙漠蝗大批入侵中国为害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中国的气候环境和天然的山脉屏障。 当然,我们要做好监测和防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历史的蝗灾有多严重?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早在春秋时就有记载。 古代文献记录了多少次蝗灾呢?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次数也不同。 根据昆虫学家郭郛的统计,从春秋到1949年的两千余年里,中国蝗灾年有800多个,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爆发。 由于每个朝代蝗灾史料保存的不均等,越往前越简略,实际的灾况应该更多。 以清代为例,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等材料的统计,清代268年,没有蝗灾记录的年份只有14个,共有3700余县次的蝗灾。 有蝗之地最北至黑龙江省、吉林省,最南达到广东海南岛崖州地区,西边越过甘肃的西界,最西至新疆疏勒府地区。 重灾区是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等省。 咸丰在位十一年,年年有蝗灾。 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蝗灾最先由广西开始而不是传统的黄淮老蝗区,从咸丰二年(1852)起,广西频传蝗灾,1854年朝廷蠲缓了22州县及14土州县的蝗灾额赋。 随后蝗灾继续蔓延,1856-1858年灾况最烈,危害到广东、江西、湖南等省,就连西藏地区也是蝗虫为患,同时北方也深受其害。 清代中后期南方大蝗灾变得频繁,这与当时对南方地区的不合理开发,以及治蝗不力大有关联,滥砍滥伐、垦山、围湖等行为给蝗虫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适生区,而战争和官员怠政对蝗灾的爆发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进入民国后,政局动荡,兵火连天,我国又经历了三次蝗灾高发期,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每次约持续3-4年。 20世纪40年代,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的蝗患由黄河泛滥区荒地繁殖而蔓延,成为华中蝗虫新繁殖区,1943-1945年出现大蝗灾,为历史罕见。 1949年后,我国通过多方生态学治理,蝗区发生面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400多万公顷,到七十年代末减少到100多万公顷。 进入到新世纪后,东亚飞蝗孳生地由近8000万亩下降到目前的2200万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 在西方国家,蝗虫的出现被认为是神的愤怒(Divine Wrath),无力补救,只能忍受。 这是各受灾国在探索蝗虫出现原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模糊理解。 相较这些模糊的认知,中国是世界上蝗虫及治蝗史料保存最完整的国家,因此累积的蝗虫知识最为完备,治蝗管理和除蝗技术达到了更高水准。 中国传统的治蝗,经历了从民间自发除治到政府监管,由零散除治到规模除蝗的变迁,在管理上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纵向集中决策的机制。 自唐代中书令姚崇力辩蝗为害虫、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逮至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 比如《熙宁诏》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治蝗须地方官员及乡绅亲自督捕的规定;钱米易蝗的标准;复查治蝗及其上报的说明;治理过程中赔偿与免税问题。 《淳熙敕》更加细化了各级负责人的权责。 明清时出现的不少农书,记有多种捕蝗灭蝗的方法及法规,或专篇成册,又或广布告示、手册,将治蝗之法宣之于民,治蝗条令流布甚广。 不过,鉴于百姓接受知识与民风民俗的不同,实际上,治蝗有官府组织的规模治蝗与民众自发形成的零散除蝗模式。 唐宋以降,蝗蝻发生时地方官亲自下乡、率民驱除成为定制。 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 厂(局)的负表人由地方官员担任或由当地保甲里耆公举人选。 具体治蝗工作中,还设有护田夫、农长(乡约)作为除蝗小队的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地主佃户捕蝗人员造具清册,便于调动。 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实际上形成了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下层官员治蝗不力,往往牵涉到上级官员连累处罚,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 在古代国家能形成这种严密的管理,代表着古代传统世界高水准的治蝗模式。 当然,在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也只能是虚设,无法发挥效用,这就是清中后期嘉庆以后大蝗灾更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之前的除蝗水平怎么样? 治蝗与治水旱灾不同,先民早有认知。 此其与水旱异者也。 蝗灾发生后,要掌握蝗虫习性,有针对性地根据蝻与成虫的不同阶段进行除治。 蝗卵未孵化前,不易察觉,而飞蝗又常高飞远扬,同样不好除治,因此蝻虫的除治就至关重要,此时蝗蝻尚不能飞,只能跳跃前行,如图所示掘沟陷杀法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组织、节奏统一地驱赶,一步步将蝻虫驱至壕沟,然后火烧或烹煮蝗蝻至死再掩埋。 这种方法延续到民国还很常见,西方国家在未采用化学药物之前,也用过这种方法。 另外值得一提,是古代的生物除治法,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养鸭治蝗法。 古代向来有驱鸭食虫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陈经伦观察到鹭鸟啄食蝗虫的特性,而联想到利用家鸭替代。 到清乾隆时,其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做官遇蝗灾,推广民间畜鸭治蝗,这一方法得以规模运用。 养鸭食蝗成为清代乃至民国社会都是很实用的方法,尤其在水乡得到重视,民国时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 此外,百姓也会制作一些扑打工具和网兜来捕捉飞蝗,或者利用植物性毒汁灭蝗卵等。 总体上看,传统的除蝗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千年来的治蝗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 古代社会要应对数量庞大的蝗虫,最有效的方法是行动一致的人海战术。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蝗大致是这种模式,直到民国时西学的引入才发生改变。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蝗虫研究与交流跨越国界,合作慢慢成为常态,一些国家开始共同商讨治蝗,并设置国际性专门治虫组织,以谋求一个合作政策应对蝗虫,达成国际互助。 当时,各国陆续与世界接轨,治蝗模式在国际治蝗组织的指引下开始趋同,研究成果共享,在蝗虫活动范围预测和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了几次国际治蝗会议的交流。 受西方国家新式治虫管理形式的引领,民国时,我国治蝗机构开始仿美国新式机构设置,实现行政管理与科研工作的结合,治虫的科技人员实地调研蝗虫种类与受灾面积,下乡指导灭蝗,培训治蝗人员,科技人员同时参与治蝗的行政管理。 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联合与分散两种模式管理:联合体现在集合全国各地治蝗经验,召开治蝗会议,交流灾况、统一布署;分散是通过有针对性地治灾,成立各地昆虫局总辖具体治蝗事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上纷纷建立治虫机构,创立新建置,将研究人员纳入到治虫的行政工作中,如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在中国治蝗史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推动了从传统法治蝗转向现代科学除蝗。 当时的除治方法对人力的依赖大大减少,通过学习和采用西方的治虫技术,利用本土的资源,创造价廉实用的除蝗药剂及除蝗器械。 如除蝗药剂是提取本土的某些植物和矿物中杀虫成份,研制出固状、粉状或液状的除蝗品,同时仿造国外小型家庭除虫器具,推广器械除蝗,最成功的就是喷雾器。 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新型高效的杀虫剂问世,如DDT、六氯化苯(即六六六),中国也开始了对新式化学品除蝗的研究,当时研究者们的工作对1949年后的治蝗事业贡献良多,治蝗获得空前成功。 不过,由于DDT、六六六的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太严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禁用了。 1949年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蝗虫滋生地,控制蝗灾,有效遏制了蝗虫连年暴发势头,成效显著。 虽然现在蝗灾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基本可以科学防控,正在向可持续治理方向努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蝗虫有群聚性与迁飞性,人类必须协同治理,才有可能控制蝗灾的大爆发,所以国际间的合作治蝗是最有效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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